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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／孫超群（The Glocal助理研究員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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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無休止的以巴衝突，於日前再次爆發。事緣於兩名以色列警察在耶路撒冷舊城區的聖殿山上，遭兩名巴勒斯坦人槍殺，令以色列政府得以藉安全為由，加強聖殿山的安檢措施，在阿克薩清真寺附近設置金屬探測門。此舉一石擊起千重浪，令怒火沖天的巴勒斯坦人強烈抵制。

結果，巴人組織了持續兩星期的抗爭，加上國際社會對以色列施予壓力，以方終於決定拆除金屬探測門及監察器，改用其他較為寬鬆的安檢措施。雖然只是「階段性勝利」，但對巴人來說，他們終嘗抗爭勝利的滋味。更重要的是，縱使發生零星爆力事件，在整個抗爭過程中巴人大致能保持以和平、非暴力的方式去表達訴求，例如拒絕穿越金屬探測門進入清真寺、在外面進行禱告、進行公民抗命、示威等等，亦吸納了不少巴人婦女、老人、兒童等手無寸鐵的人士參與其中。

事實上，非暴力抗爭（Non-Violence Resistance）早已根深蒂固於巴勒斯坦人的抗爭文化中。然而，經歷了六次中東戰爭、兩次大起義、哈瑪斯的崛起、及死傷枕藉的加沙戰爭，無可避免地，以巴衝突給予人一種暴力、流血、激進、戰爭的想像。因此，不少主流傳媒在報導以巴衝突時，卻把焦點投射在暴力的面向。

是次聖殿山這一役非暴力抗爭，只是在以巴衝突中冰山一角的例子。由此，本文嘗試解構巴勒斯坦的非暴力抗爭方法，發崛巴人具創意及多元化的抗爭哲學。

非暴力抗爭方法層出不窮 可追溯至英託管時期

非暴力抗爭並非嶄新的概念，由美國黑人平權運動到近年茉莉花革命，都被廣泛應用。「非暴力抵抗教父」政治學家夏普（Gene Sharp）對此概念，作出了深入的研究。在其著作中，他認為政府權力取決於民眾，而權力是多元的，並非被政府所壟斷。政治權力之所以脆弱，是因為需依賴不同單位去建構而成。因此，民眾可以透過公民抗命，扭轉被政權壓迫的局面。[1]

夏普的非暴力抗爭方法，大致上分為三大類別，分別為抗議與遊說（遊行示威、請願、宣傳）、不合作運動（杯葛、罷工、拒絕交稅）、及直接干預（靜坐、設置路障）。這些抗爭方法旨在把聲音與訴求傳遞給社會甚至國際每一個角落，創造新的社會關係、規範與行為，以提高政府的管治成本，對其施予公共財政及社會輿論的壓力，迫使政府改變行為。非暴力與暴力抗爭的最大分別，除了把傷亡降至最低外，在於前者在道德上立於不敗之地，令訴求更易吸納同情與支持。

關於巴勒斯坦「非暴力抗爭」的淵源，可從以色列立國前說起。身為巴勒斯坦裔的「非暴力國際」創辦人阿瓦德（Mubarak Awad）認為早在猶太立國前，巴人就開始利用和平的方式，去對抗猶太復國主義的威脅。[2] 在1925年英國前外相貝爾福（Arthur James Balfour）、以及1933年英國艾倫比將軍（General Allenby）造訪聖城耶路撒冷時，巴人都曾發起大罷工及杯葛運動以對英國「帝國主義」入侵表達不滿。

其中最矚目的一次發生在1936年。當時面對源源不絕及不斷收購土地的猶太移民，讓巴人有感被外人入侵家園，於是在1936年4月，由各階層組成的高級阿拉伯委員會（Higher Arab Committee）發起了長達半年的大罷工，呼籲英治政府停止輸入猶太移民，及禁止把土地售予他們。雖然這場大罷工因為面對英國及阿拉伯君主們的干預而終結，且漸漸轉向暴力，但無可否認，巴人有能力，亦早已懂善用和平方法去表達訴求。

隨著1948年以色列正式立國，多場的兵戎相見令到巴人長久以來的「非暴力抗爭」文化黯然失色，直到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（First Intifada）才回復生氣。

風靡一時的阿瓦德在這場大起義中，成為了提倡非暴力抗爭的佼佼者，並成立了國家聯合起義軍（United National Command）， 領導與團結巴人以和平方式抵抗以色列政府。[3] 起義軍的主要工作是鼓勵民眾抵制以色列的商品、拒絕繳交稅項、罷工罷市、以及呼籲以色列公務員及警察辭職以示抗議。除了這些公民抗命外，起義軍更嘗試在體制之外，與各地由巴人組成的地區委員會建立獨立的社會福利網，向民眾提供兒童托管、衛生保健、教育和食物等等服務，其後起義軍更發表了「公民抗命宣言」，指導各巴人只聽命於地區委員會，而非以色列政府。

這場大起義的首年，一直被學術界視為巴勒斯坦非暴力抗爭的典範，與主要靠流血的第二次大起義（Second Intifada）的性質大相徑庭。隨著阿瓦德版被以方驅逐，起義才漸趨流血，但其暴力程度遠遠不及第二次大起義。由此可見，非暴力抵抗運動在巴勒斯坦史上，一直可見於由下而上的抗爭之中。

抗築牆、擁杯葛：民間與政府的合作無間

縱使巴勒斯坦的立國前景渺茫，巴人不但沒有摒棄非暴力的抗爭方式，更被民間組織、在野政黨、以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等不同的角色廣為採用，發展成一套可持續、多元化的抗爭策略。

在民間組織方面，其多樣化實在令人驚嘆：在2005年發起的杯葛、撤資、制裁（BDS）運動，至今影響力已無遠弗屆，全球已有多處地方響應，抵制以色列的商品；在2001年成立的國際團結運動（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Movement），倡議民眾以非暴力的方式抗議以色列在西岸建立屯墾區及隔離圍牆；「Anarchists Against the Wall」是由一群以色列無政府主義者及反獨裁主義者所創立的組織，其宗旨是以和平方法，抗議以色列政府封鎖加沙地帶及在西岸建立隔離圍牆；自由加沙運動（Free Gaza Movement）則以非暴力行動，去破除以色列對加薩走廊的封鎖，例如多次透過海路前往加薩走廊進行人道援助等等。

以上的民間組織，不是只有巴人參與，更吸引了全球各地，甚至是以色列人的支持，其倡議內容更包括了大大小小的議題，其多元化程度可見一斑。

在政壇方面，由巴爾古堤（Mustafa Barghouti）在2002年所創立的巴勒斯坦國家行動黨（Al-mubadara），標榜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抵抗以色列的入侵。國家行動黨譴責腐敗及獨裁的法塔赫（Fatah），及激進且暴力的哈馬斯（Hamas），並揚言在這兩大黨之外走出「第三路線」。這自居中庸和平路線的政黨，在巴勒斯坦政壇上並不活躍，因此不被外界所認識，但其在基層抵抗運動的組織能力，實在不容忽視。

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在推動非暴力抵抗運動的角色上，亦舉足輕重。在總理法耶茲（Salam Fayyad）及總統阿巴斯（Mahmoud Abbas）的治下，自治政府的路線漸趨溫和務實，例如在2010年的一次內閣會議上，首次制定「和平抵抗及國家建設同步進行」為重點治理方針，而在當時命名為「巴勒斯坦 – 結束佔領，建立國家」的第十三項政府計劃，更是推動非暴力抵抗的重要官方文件。[4]

非暴力抵抗運動百花齊放，其實有賴於政府、政黨及民間組織之間的默契與合作。為了防止抗議高牆的示威演變成流血收場，時任總理法耶茲成立了圍牆與屯墾區事務部（Ministry of the Wall and Settlement Affairs），負責向地區委員會在進行和平抗爭期間提供援助。

此外，在第二次大起義後漸生的「Stop The Wall」運動，更得到各方支持。這場運動的目標，是抵抗以色列建立圍牆、為村民討回因建立圍牆而被沒收的土地、以及向以色列政府索償。「Stop The Wall」最著名的行動，是在西岸小鎮Bil’in的村民於每個星期五，都堅持在圍牆附近舉行和平的示威抗議，此舉令其他小鎮的村民都紛紛效法。除了由各地村民自發組成的行動委員會外，國家行動黨及法塔赫亦有成立協調委員會參與當中。

另一典形例子是杯葛、撤資、制裁運動。其中一位發起人Omar Barghouthi曾言及成立這場運動的靈感，是源於國際社會杯葛成功，令南非放棄種族隔離政策的經驗。這場運動一呼百應，成功號召了巴勒斯坦總工會聯合會（PGFTU）及132個民間團體去參加。除了杯葛以色列製造的商品和與以色列有商業利益的企業外，更鼓勵國際社會切斷與以色列的學術交流、機構合作和研究合作等等，務求全方位向以色列施加壓力。

這場運動除了得到國家行動黨的援助之外，自治政府的推動也功不可沒。自治政府成立了名為「The Karameh National Fund」的公私合營的基金會，主要任務是履行政府頒布的「杯葛產自屯墾區商品」的政令，並教導市民識別高達500種被杯葛的商品。但是，自治政府在這場運動的角色受到限制，為了不影響將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（WTO）的條件，因此不能公開抵制以色列的企業與產品，只能公開杯葛來自屯墾區的商品。即使如此，政府和民間組織在這場運動上依然能夠互補不足，達到相輔相成之效。

高舉非暴力抗爭的旗幟，能否阻止以色列侵蝕巴人家園，並逐步實現「兩國方案」？奏效與否見仁見智。在2013年，歐盟提出指引，要求成員國不要資助在以色列屯墾區內的企業與項目，而上年法國電信巨頭Orange及英國保安公司G4S都因受到杯葛運動的壓力，而撤出在以色列的業務——看似與非暴力抗爭有關的成功例子不少，但與之的關聯性亦遭受不少質疑。

巴勒斯坦人的抗爭方法，不是只有暴力的一面。姑勿論能否帶來最終勝利，其獨特的非暴力抗爭方法，仍是值得各地借鏡。